「柏拉圖問題」問人為何能從有限經驗形成豐富知識；
「奧威爾問題」則問資訊很多時，人為何仍可能知道得很少。
喬姆斯基分別從先天認知結構與媒體、制度及資訊環境的篩選作用提出解釋，
但兩者都不是現代學界已完全定論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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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問題」與「奧威爾問題」不是特別普及的概念。
即使不知道這兩個名稱，對人生也不會有太大影響。
不過，這兩個問題本身很有意思，
因為它們剛好從相反方向追問人的認知：
一個問「為什麼經驗有限，人卻能知道得很多？」，
另一個問「為什麼資訊很多，人卻仍可能知道得很少？」
本篇，我們就透由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的研究來瞭解這兩個問題。
一、「柏拉圖問題」與「奧威爾問題」
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曾把兩個方向幾乎相反的認識問題
稱為「柏拉圖問題」（Plato's Problem）與「奧威爾問題」（Orwell's Problem）。
他在1991年的訪談中直接說明，
自己原本構想《Knowledge of Language》（1986）時，想處理兩個知識論問題：
柏拉圖問題：證據這麼少，我們為什麼知道這麼多？
奧威爾問題：證據這麼多，我們為什麼知道得這麼少？（註1）
這兩個問題雖然方向相反，但都與「人的認識如何形成」有關。
柏拉圖問題：經驗有限，為何能形成豐富知識？
柏拉圖問題主要涉及人的認知與語言能力。
最容易理解的例子，是兒童學習語言。小孩實際聽過的句子數量有限，也沒有人把所有文法規則逐條教給他；
但最後，他卻能理解和說出許多以前從未聽過的句子，也能掌握相當複雜的語言規則。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homsky》中的
〈Plato's Problem, UG, and the Language Organ〉
在 Cambridge 網站的摘要中指出，
兒童憑藉很有限的經驗，最後卻取得一套具有生產能力的語法系統；
語言習得因此遠不只是模仿童年聽過的句子。（註2）
因此，柏拉圖問題真正想問的並不是「人為什麼無所不知」，而是：
人的直接經驗明明有限，
為什麼最後形成的知識與能力，會比這些經驗本身所直接提供的內容豐富得多？
這也是為什麼喬姆斯基會把語言習得視為研究人類心智的重要入口。
奧威爾問題：資訊很多，為何仍然知道得少？
奧威爾問題則正好相反。
一件政治或社會事件可能已經有大量新聞、政府文件、統計資料與歷史紀錄。
照理說，證據越多，人應該越容易理解事情；
但現實中，人仍可能只看到局部資訊、忽略某些重要事實，
或者在特定的解釋框架中理解事件。
因此問題變成：
既然外界已有大量證據，為什麼人仍可能對事情了解得如此有限？
要注意的是，奧威爾問題不能只理解成極權國家的資訊封鎖。
在喬姆斯基後來的政治與媒體分析中，
他尤其關心的是：即使在沒有正式政府審查、媒體由私人經營的民主社會，
資訊的選擇、強調、框架與公共討論範圍，仍可能受到社會制度與媒體結構影響。（註3）
所以兩個問題可以用最簡單的方式記住：
|
問題 |
核心疑問 |
|
柏拉圖問題 |
少 → 多：經驗有限，為何能形成豐富知識？ |
|
奧威爾問題 |
多 → 少：資訊很多，為何仍可能了解很少？ |
前者主要涉及語言、認知與心智；後者主要涉及政治、媒體與社會中的資訊問題。
二、喬姆斯基怎麼回答？
對柏拉圖問題的回答
喬姆斯基的基本答案是：
人的心智並不是一張完全空白的白紙；
人類具有某些與生俱來的認知條件，
使我們能從有限經驗中發展出比外界輸入本身更豐富的能力。
以語言為例，
他認為兒童之所以能從有限的語言材料形成複雜的語言能力，
不能只用模仿或單純的外界刺激來解釋。
喬姆斯基在1991年的訪談中就說，
人的知識具有相當高的豐富性、特殊性與共同性，
單靠實際接觸到的經驗不足以完全解釋，因此必須考慮人的內在生物結構。（註1）
這個思想也形成了他所主張的「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與語言先天論的重要基礎。
簡單來說，他認為人的大腦天生就帶有某些限制或結構，使兒童不必從無限多種可能性中從零摸索語言。
不過，這裡必須把「喬姆斯基的答案」和「現代科學的定論」分開。
現代語言學與認知科學普遍承認：
人類的生物條件一定參與語言能力的形成；
真正仍有爭論的是，究竟需要假定多少「語言專屬」的先天結構，
以及兒童能否依靠一般學習能力、統計學習與實際語言輸入取得更多語法知識。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的〈Innateness and Language〉
就把這場爭論整理為：
喬姆斯基的「刺激貧乏論證」（poverty of the stimulus）是語言先天論最重要的論證之一，
但它一直面對經驗論者提出的不同解釋與反駁。（註4）
因此，較穩妥的說法是：
喬姆斯基認為，柏拉圖問題的答案在人的先天認知結構；
但這些先天結構究竟包含什麼、需要多強，至今仍是研究與爭論中的問題。
對奧威爾問題的回答
對奧威爾問題所描述的現象，喬姆斯基的分析主要指向制度與資訊環境。
核心想法是：
資訊存在，並不等於所有資訊都會以同樣方式被傳播、被注意或被理解。
喬姆斯基與 Edward S. Herman 在《Manufacturing Consent》（1988）
提出「宣傳模型」（propaganda model），用來分析民主社會中的主流媒體。
他們特別指出，在媒體由私人經營、又沒有正式政府審查的社會裡，
媒體仍可能受到所有權、廣告、消息來源以及其他制度因素影響，
形成某些系統性的選擇與偏向。（註3）
喬姆斯基後來也把這種作用描述為：透過議題選擇、強調程度、事件框架、
資訊過濾，以及限制公共辯論的範圍，影響人最後接觸到與注意到的內容。（註5）
這並不是說「所有媒體都在故意說謊」，
也不能簡化成「某個統治階級直接命令媒體欺騙民眾」。
比較妥當的說法是：
喬姆斯基認為，媒體與社會制度本身具有選擇資訊的機制；
因此，即使大量資料公開存在，
人們最後實際接觸、重視並理解的內容，仍可能十分有限。
同樣地，這也不是現代傳播研究已經一致接受的唯一理論。
宣傳模型具有很大影響力，但對媒體偏差、議題設定與公共意見形成，
學界還有許多其他理論與研究方法。
總結
對柏拉圖問題，喬姆斯基把答案主要放在人的先天認知條件；
對奧威爾問題，他把答案主要放在媒體、制度與資訊環境的選擇作用。
這是喬姆斯基提出的兩套重要解釋，
但都不應當寫成現代學界已經完全確定的最終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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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Noam Chomsky, Language, Politics, and Composition, interview by Gary A. Olson and Lester Faigley, Journal of Advanced Composition, Vol. 11, No. 1, 1991。
○It was going to be about two 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Plato’s problem, or how we know so much given so little evidence; and Orwell’s problem, or how we know so little given so much evidence.
○The basic problem that you always face when you look at human competence,
or for that matter at any biological system, is that the state it has attained is so rich and specific
that you cannot account for it on the basis of interactions, such as learning, for example.
[喬姆斯基在訪談中直接說明《Knowledge of Language》
原本想圍繞 Plato's Problem 與 Orwell's Problem 展開，
並將兩者分別表述為「證據少而知道得多」與「證據多而知道得少」。 ]
註2： David Lightfoot, “Plato's Problem, UG, and the Language Organ,” in James McGilvray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homsk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42–59。
○children attain infinitely more than they experience …
they attain a productive system, a grammar, on the basis of very little experience.
○there is more, much more, to language acquisition than mimicking what we hear in childhood
註3： A Propaganda Model. Edward S. Herman & Noam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1988
○It is much more difficult to see a propaganda system at work
where the media are private and formal censorship is absent.
○A propaganda model focuses on this inequality of wealth
and power and its multilevel effects on mass-media interests and choices.
[說明 Herman 與 Chomsky 確實分析過：
在私人媒體、缺乏正式審查的民主社會中，制度與權力結構仍可能影響媒體的選擇。]
註4： Gabe Dupre, “Innateness and Languag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026。
○ 2. Chomsky’s Poverty of the Stimulus Argument
[該條目整理了喬姆斯基「刺激貧乏論證」、語言先天論，以及經驗論方面的主要反對意見。 ]
註5： Noam Chomsky, Excerpts from Manufacturing Consent, interviews, 1992.
○by selection of topics, by distribution of concerns,
by emphasis and framing of issues, by filtering of information,
by bounding of debate within certain limits
[其中談到主流媒體透過議題選擇、關注分配、強調、框架、
資訊過濾以及限制辯論範圍等方式形成公共議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