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環境雖不直接決定哲學思想，卻會透過生活方式與問題意識，
對於先秦的儒家、道家與陰陽家，我向來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它們思想的形成，似乎與各自所處的地理環境有很深的淵源。
這個印象大體是這樣的。
北方四季分明，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運行似乎自有一定的節奏與規律。
人在這種環境中長期生活，容易感受到冥冥之中彷彿存在某種秩序：
天地有其時序，萬物有其位置（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人類社會似乎也應該有君臣、父子、長幼、禮法等規範。
因此，北方比較容易發展出重視倫理、秩序與人倫規範的儒家思想。
南方則氣候溫暖，山川草木繁盛，生活環境相對從容，人與自然的接觸也更加密切。
在這種環境下，人比較容易產生自然、浪漫、玄想與冥思的傾向，
不是先問「社會應該建立什麼規矩」，而是思考：
人為什麼一定要建立這麼多規矩？
天地萬物本來就能自然運行，人是否反而應該減少人為干涉，順其自然？
（人法天，天法地，地法道，道法自然）
於是便容易產生老子、莊子一類重自然、無為與超越人為制度的思想。
到了東方的齊國，則又是另一種景象。
齊國濱海，漁鹽、航海與海上活動都相當重要，而海洋本身充滿不確定性。
天候、風向、海象瞬息萬變，一次出海是否能平安歸來，往往不是為人所掌握。
因此，海邊居民可能更加重視天象、氣候、吉凶與各種自然徵兆，
也更容易發展出陰陽、五行、占候與方術等神秘之學。
我彷彿記得，這整套說法應該是過去讀某幾本書所留下來的。
可是多年以後，全然遺忘原書名，
甚至不敢確定這三部分究竟出自同一本書，
抑或不同著作的說法，在腦海中逐漸融合成了一套完整的解釋。
重新查找之後，才發現其中最主要的思想來源，應該就是梁啟超。
一、梁啟超：地理環境與先秦思想
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第二章〈全盛時代〉第二節〈論諸家之派別〉中，明白表示，
他要「自地理上、民族上放眼觀察」先秦各家的思想，
並藉此解釋不同學派何以形成不同的性格。（註1）
他首先把先秦思想大致分成南、北兩個系統。
北方：務實、人事與儒家
梁啟超認為：「北地苦寒磽瘠，謀生不易。」
由是，北方人民必須花費較多精神處理衣食、生計與社會組織，
沒有太多餘裕馳騁於玄妙哲理。
這使北方思想比較傾向「務實際、切人事、貴力行、重經驗」，
並特別重視修身、齊家、政治秩序、宗族、先祖、禮法與天命。（註1）
梁啟超把這概括為「北學之精神」，並說：「北派之魁，厥惟孔子。」
也就是說，在他的理解中，孔子與儒家重視現實人事、倫理秩序與禮法，
和北方艱苦而務實的生活環境具有一定關係。
這和我原先記得的「北方天地有規律，所以儒家重秩序」並不完全相同。
梁啟超真正強調的不是「四季分明」，
而是北方生活較艱苦，因此思想趨向務實、人事與秩序。
南方：自然、玄理與道家
梁啟超對南方的說法正好相反。
他認為：「其氣候和，其土地饒，其謀生易。」
由於生活條件比較優裕，人們不必把全部心力放在一家一身的溫飽，
因此比較有餘裕超越日常現實，思考自然、宇宙與玄理。
梁啟超用「探玄理」「齊物我」「明自然」「順本性」等語來形容南方思想，
並將其稱為「南學之精神」。（註1）
因此：「南派之魁，厥惟老子。」
在梁啟超看來，老子一系對自然、玄理與人為制度的反省，
可以放回南方較溫暖、富饒而從容的環境中理解。
這和我過去所記「南方氣候溫暖、自然豐富，容易產生浪漫、玄想與冥思」，
就十分接近。
齊國：法家與陰陽家
梁啟超接下來又特別討論東方的齊國。
他一開頭就說：「齊，海國也。」
在他看來，上古中國最具有「海思想」的地方，就是齊國。
海國的特殊環境，使齊國發展出兩種重要觀念：
「國家觀衍為法家，世界觀衍為陰陽家。」（註1）
第一種是國家觀。
齊國依靠山海、漁鹽之利而富強，管仲又大力整頓內政，
因此特別容易發展國家治理、制度與法治思想。
梁啟超認為，《管子》一書正可以代表這種齊國的國家思想。
可以簡化為：齊國海洋經濟與國家治理 → 國家觀 → 法家
第二種則是世界觀。
戰國陰陽家的重要代表鄒衍也是齊人。
他談陰陽消長、五德終始，又提出「大九州」等宏大的世界圖景，
把思考尺度從一國、一地推向更廣大的天地。
梁啟超認為，這種宏大的世界想像，很難與齊國作為海國的環境完全分開。
他甚至反問：「非受海國感化者，孰能與於斯？」（註1）
可以簡化為：齊國 → 海洋 → 世界視野擴大 → 陰陽家
最後，梁啟超直接感嘆：
「地理與文明之關係，其密切而不可易，有如此者，豈不奇哉！」（註1）
換句話說，梁啟超確實認為：
不同的地理與生活環境，會使各地形成不同的問題意識，
進而影響哲學思想的發展方向。
查到這裡，我那些想法的來源已經大致明朗。
關於儒家，我說的是「北方四季分明、天地運行有序，因此重視人倫與規範」；
梁啟超則著重於北方生活艱苦，使思想傾向務實、人事與秩序。
兩者理由並不完全相同，但最後都指向儒家對現實秩序的重視。
關於道家，兩者就更加接近：南方氣候溫暖、土地富饒，生活相對從容，
因此較有餘裕思考自然、玄理與超越現實秩序的問題。
然而到了陰陽家，情況就不同了。
我的是：
齊國濱海，天候與海象變幻莫測，出海又充滿風險，
因此人們更加關心天象、吉凶與不可預測的力量，
陰陽五行、占候與方術之學也因而特別發達。
梁啟超說的卻是另一條路：
齊國面對大海，因此開拓了更廣闊的世界視野，
最後發展出鄒衍那種宏大的宇宙觀。
兩者都從「齊國是海國」出發，也都走向陰陽家；但中間的解釋途徑並不相同。
那麼，我的「海象莫測、吉凶難料，因此陰陽方術興盛」又從何來呢？
二、齊國陰陽家：梁啟超沒有解釋的那一部分
很可能是我過去除了梁啟超之外，還讀過某些術數之類的書籍。
那些書把「齊國濱海」與陰陽五行、方士、占候等傳統進一步聯繫起來，
後來便和梁啟超的說法揉合在一起。
有意思的是，繼續查找之後，卻發現現代學術界確實也出現過相當接近的解釋。
海濱—邊區文化
謝松齡在《天人象：陰陽五行學說史導論》中提出「海濱—邊區文化」的觀點。
他指出，齊國地處海濱丘陵，與內陸相比，
自然景觀「更多姿多彩、氣象瞬息萬變」，容易激發較深的想像；
海濱生活與海上交通，又使齊人更容易接觸外部世界與異域文化。（註2）
在謝松齡看來，這種海濱文化不只關注人間事務，
也特別關心宇宙萬物、探索自然奧祕，
因而形成適合陰陽、五行等宇宙論思想發展的文化環境。
這與我原先記得的「海象多變，因此陰陽五行之學容易發達」，
雖然並不完全相同，但思考方向確實相當接近。
因此，現在大概可以把來源拆成兩條：
第一條：梁啟超
北方生活艱苦 → 務實、人事 → 儒家
南方溫暖富饒 → 玄理、自然 → 道家
齊國為海國 → 國家觀 → 法家
齊國為海國 → 世界觀 → 陰陽家
第二條：後來的海濱文化解釋
齊地濱海、自然與氣象多變
→ 更關注自然、天象與宇宙變化
→ 有利於陰陽、五行等思想的發展
雖然最形象的一句：
「出海危險、海象莫測，所以更加迷信吉凶與術數。」
究竟是哪一本書說的，目前仍然無法確定。
但至少現在可以確認：那並不是完全沒有思想史根據。
三、地理環境真的會產生哲學嗎？
這種解釋很有意思，但不能把它理解成嚴格的地理決定論。
不能簡單講：
北方有某種氣候，所以必然產生儒家；
南方氣候溫暖，所以必然產生道家；
齊國靠海，所以必然產生陰陽家。
歷史事件、思想傳承，以及個別思想家的創造等許多因素左右。 比較合理的理解應該是：
不同的地理、氣候與生活條件，
可能形塑一個地區長期關注的問題，進而影響思想傳統的發展。
----------------------------------------------------------------------------------------------
註1: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二章〈全盛時代〉
○今請據群籍，審趨勢，自地理上、民族上放眼觀察，而證以學說之性質。
○北地苦寒磽瘠，謀生不易...故其學術思想常務實際，切人事，貴力行，重經驗。
○南地則反是。其氣候和，其土地饒，其謀生易...
探玄理，出世界；齊物我，平階級；輕私愛，厭繁文；
明自然，順本性。此南學之精神也。
○齊，海國也。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
故於其間產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
國家觀衍為法家，世界觀衍為陰陽家。
○非受海國感化者，孰能與於斯（鄒衍所謂“先驗小物，推而大之”，
近世奈端、達爾文諸賢，能開出彌天際地之大學說者，皆恃此術也）？
○地理與文明之關係，其密切而不可易，有如此者，豈不奇哉！
註2: 謝松齡，《天人象：陰陽五行學說史導論》，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89年，頁22–25。
[作者以「海濱—邊區文化」說明齊文化的地域特色，
指出齊國海濱丘陵環境「氣象瞬息萬變」，並進一步將這種文化與探究宇宙萬物、
自然奧祕及陰陽思想聯繫起來。]
